《陶庵梦忆》版权符号标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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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旅美归巢一月有余。日前，才将书柜一角的几部旧籍翻了出来，让它们见见光，透透气。取过“朴社重刊”的明张岱著作《陶庵梦忆》，马上想到了这本书对嘉兴人来说，莫过于其卷六中《烟雨楼》的开篇白：“嘉兴人开口烟雨楼，天下笑之，然烟雨楼故自佳。”“天下笑之”，有何不好？世人瞩目，转而天下“晓”之。古往今来，但凡有识之墨客，往往一笔落下，就成传世经典。今日之烟雨楼，之南湖，不光嘉兴人“开口”道之，更有楼畔一丝网船，全国仰之。

《陶庵梦忆》版权符号标识

　　明代张岱，当然没有如此先见之明，但却以小小篇章，短短一语，为南湖徒增历史之华彩。然而，此书装帧的一大特色，乃书中“奇葩”，却没能传承。

　　“朴社重刊”的《陶庵梦忆》，系毛边本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四月初版。周作人（重刊）序。“红学”家俞平伯校点并（重刊）跋。印数二千。本书编号“16”。“实价大洋五角”。说到它的装帧特色，即在版权页上，贴着的那张两厘米许见方，加盖篆书白文“明我长相忆”的白色小纸片。书页上贴纸片，而今难得一见。

　　我猛然想起十多年前，本土报纸上陈家骥老师曾撰发的相关专文。依稀记得，此为旧时书商或书人的版权标识。旧时，我国的版权意识比较淡泊，相关规定尚未完善。书籍盗版之事，时有发生。更有书商视名家好书畅销，也不惜违约，私下多印书的数量，以减少版税、稿酬。为此，一些著名作家，一些老牌书商，就采用成书后的贴标手法。陈老师打了个比方，说，当年鲁迅的书，比较好销，他的某部书约定出版两千册。于是，他就交书商两千枚标识。这样一来，书商只能按标识的数量印书。同样，书商重刊旧籍，他们也按照印书数量，每册贴上自己选定的标识。版权页面的标识所贴位置，印有定点空白方框。可见这是专门的设计，是当时书籍版式的一种约定。

　　标识，看似简单，只是白色宣纸上加盖一个印章，却是文人尊严的体现。或许有人会说，私下仿刻一印，轻而易举，此防盗手法并不严紧。但是，书，毕竟是高雅之品，书商也是文化之人，为谋私利，去做小人之事，总是少数。一枚标识，不仅防盗版，也增加了书籍本身的收藏趣味。所以，版权标识，在民国时期，风靡书界。

　　我不识篆字，不懂篆刻。《陶庵梦忆》标识上加盖的印迹，是请教了治印高手和古文行家后才明白的。“明我长相忆”，系选自杜甫《梦李白诗二首》，它的前句是“故人入我梦”。我想，书商的用意显而易见，就是为对应书名中“梦忆”一词，而选定此诗句的。此情此意，与书名可谓相得益彰。

　　2006年，周君咬脐郎编撰的自印本，上下两册的三十套《精严寺志》，要我帮助装订。我采用的是仿古籍的线装本做法。工作量很大，每一张A4纸要正确对折，压平。一册一册的书坯，借用钻床定位钻孔。配以蓝色仿古纸质封面封底，贴上电脑制作的古式题签，最后用白线装订。除了A4纸色质过于洁白，有点美中不足外，手工线装的仿古自印本，还是有几分“古籍”相的。为了让这三十套书，更有“收藏”特色，我想到了“版权标识”。于是，我专门要周君去刻了一枚大小相当的图章。用一小方白纸钤上我俩的印章，编上号，贴到《精严寺志》的“版权页”上。这套与众不同的自印线装书，不仅史料翔实，而且“装帧”别具一格，个个道好。后来，求书者让周君难以应付，只好要我添加装订十余套。“版权标识”，我照贴不误。

　　《陶庵梦忆》中的标识，是我见到的旧书上的唯一。《精严寺志》“装帧”加贴“版权标识”，可能是新时代的书籍，无论出版社的，还是自印的，也是唯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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